平实之言自见，酸楚总由一真。

刘会孟曰：浅而近，淡而真。蒋仲舒曰：“不知”、“忽见”、“悔教”有转折，是章法。

谢君直曰：此本人情而言。唐人有《远将归曲》，末句云：“去愿车轮迟，回思马蹄速。但令在家相对贫，不愿离家金绕身。”亦此意。

伤离者莫甚于从军，故唐人闺怨，大抵皆征妇之词也。知愁，则不复能“凝妆”矣，凝妆上楼，明其“不知愁”也、然一见柳色而生悔心，功名之望遥，离索之情亟也。虫鸣思觏，南国之正音；萱草痗心，东迁之变调。闺中之作，近体之《二南》欤？

周敬曰：因见柳色而念及夫婿，《卷耳》、《草虫》遗意，得之真乎！从来无人道得。周珽曰：情致语，一句一折，波澜横生。

先反唤“愁”字，末句正应。感时恨别，诗人之作多矣，此却以“不知愁”三字翻出后二句，语境一新，情思婉折。闺情之作，当推此首为第一。此即《国风》妇人感时物而思君子之意，含情甚正，含味甚长。唐人绝句实具风雅遗音。

《风》与《骚》，则全唐之所自出，不可胜举。“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兴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比也。“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赋也。

触景怀人，精采迸射，却自大雅。

此诗只看“闺中少妇”四字，通首于此上描写。“忽见陌头杨柳色”，用“色”字妙。柳色自黄而绿、绿而育，犹女儿时面色黄，妇人面色红冶也。

“不知”、“忽见”四字，为通首关键。

凡闺侣伤春，诗家所习咏，此诗不作直写，而于第三句以“忽见”二字陡转一笔，全首皆生动有致。绝句中每有此格。

诗人笔下活描出一天真“少妇”之情态，而人民困于征役，自在言外，诗家所谓不犯本位也。

王昌龄善于用七绝细腻而含蓄地描写宫闺女子的心理状态及其微妙变化。这首《闺怨》和《长信秋词》等宫怨诗，都是素负盛誉之作。
题称“闺怨”，一开头却说“闺中少妇不曾愁”，似乎故意违反题面。其实，作者这样写，正是为了表现这位闺中少妇从“从曾愁”到“悔”的心理变化过程。丈夫从军远征，离别经年，照说应该有愁。之所以“不曾愁”，除了这位女主人公正当青春年少，还没有经历多少生活波折，和家境比较优裕（从下句“凝妆上翠楼”可以看出）之外，根本原因还在于那个时代的风气。唐代前期国力强盛，从军远征，立功边塞，成为当时人们“觅封侯”的一条重要途径。“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成为当时许多人的生活理想。在这种时代风尚影响下，“觅封侯”者和他的“闺中少妇”对这条生活道路是充满了浪漫主义幻想的。从末句“悔教”二字看，这位少妇当初甚至还可能对她的夫婿“觅封侯”的行动起过一点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个对生活、对前途充满乐观展望的少妇，在一段时间“不曾愁”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第一句点出“不曾愁”，第二句紧接着用春日登楼赏景的行动具体展示她的“不曾愁”。一个春天的早晨，她经过一番精心的打扮、着意的妆饰，登上了自家的高楼（翠楼即青楼，古代显贵之家楼房多饰青色，这里因平仄要求用“翠”，且与女主人公的身份、与时令季节相应）。春日而凝妆登楼，当然不是为了排遣愁闷（遣愁何必凝妆），而是为了观赏春色以自娱。这一句写少妇青春的欢乐，正是为下段青春的虚度、青春的怨旷蓄势。
第三句是全诗转关。陌头柳色是最常见的春色，登楼览眺自然会看到它，“忽见”二字乍读似乎有些突兀。关键就在于这“陌头杨柳色”所引起的联想与感触，与少妇登楼前的心理状态大不相同。“忽见”，是不经意地流目瞩望而适有所遇，而所遇者－－普普通通的陌头杨柳竟勾起她许多从未明确意识到过的感触与联想。“杨柳色”虽然在很多场合下可以作为“春色”的代称，但也可以联想起蒲柳先衰，青春易逝；联想起千里悬隔的夫婿和当年折柳赠别，这一切，都促使她从内心深处冒出以前从未明确意识到过而此刻却变得非常强烈的念头－－悔教夫婿觅封侯。这也就是题目所说的“闺怨”。
本来要凝妆登楼，观赏春色，结果反而惹起一腔幽怨，这变化发生得如此迅速而突然，仿佛难以理解。诗的好处正在这里：它生动地显示了少妇心理的迅速变化，却不说出变化的具体原因与具体过程，留下充分的想象余地让读者去仔细寻味。
短篇小说往往截取生活中的一个横断面，加以集中表现，使读者从这个横断面中窥见全豹。绝句在这一点上有些类似短篇小说。这首诗正是抓住闺中少妇心理发生微妙变化的刹那，作了集中的描写，使读者从突变联想到渐进，从一刹那窥见全过程。这就很耐人寻味。
〔注〕①刘永济《唐人绝句精华》注：“不曾”一本作“不知”。作“不曾”与凝妆上楼，忽见春光，顿觉孤寂，因而引起懊悔之意，相贯而有力。
(刘学锴)

每觉浅处藏情。

艳体妙于蕴藉。

唐自安史乱后，朝政极纷扰。错综其间者，有两种势力：一为藩镇，一为宦官。帝皇之废立，宰臣之进退，视此两势力之消长而定。宦官、藩镇之间，又各分派别，互相倾轧，互相争战。于是政权转易无定，人民痛苦更深。其最著者，有牛僧孺、李宗闵与李德裕之争，史家所谓牛李党也；有文宗李昂勺宰相李训、郑注等之谋杀宦官，反为宦官所杀，史家所谓甘露之变也。当事变之初，虽智者不易辨其是非；及事定之后，虽贤者往往以成败论人。因而贤智之士，常陷入其中而不自觉。白居易早鉴于此，故当牛李党争之初，即移病以分司东都闲散之地，而甘露变起之前，则以病免退居。其《咏怀》诗有“人间祸福愚难料，世人风波老不禁”之句，畏祸避嫌之心，昭然若揭。此《禽虫八章》之作，盖皆寓言以抒怀。虽未能一一指实，要与上述两事有关。“蟭螟”章自注：“自照也。”即诗中所谓“诸天观下界”也。“阿阁”章自注：“有所感也：“兽中”章自注：“有所悲也。”其所感、所悲，以上述两事证之，当无大误。“蟏蛸”章虽无自注，而两虫相持，至死方休，非指牛李党争而何？后人每以白诗多知足之言，病其千篇一律，不知居易之所以如此，不但自述，且以警世也。